今年4月26日,教育部會同公安部等部門召開全國中小學幼兒園安全工作會議,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“深入實施學生欺凌防治專項行動,形成長效治理機制”。會議還決定,要對所有中小學校的學生欺凌情況開展一次“起底式”大排查。從“所有”“起底式”等詞語可以看出這次工作部署的力度很大,是前所未有的。
排查非常有必要,但我們也要看到,排查的難度是很大的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前校園欺凌現(xiàn)象有了一些新的變化,筆者從實際工作中切實體會到了這一點,即隱性欺凌事件在不斷增加,這增加了排查的難度。
盡管當前個別惡性欺凌事件的影響很大,提起校園欺凌,就會讓公眾聯(lián)想到那些惡劣的身體欺凌,但調查卻顯示,嚴重的欺凌事件,如身體欺凌卻越來越不“主流”。2020年,華中師范大學曾對全國六省份1萬余名中小學生進行了調查,在其標準下得出的校園欺凌發(fā)生率為32.4%。其中,言語欺凌的發(fā)生率是17.4%,高于身體欺凌的12.7%,而關系欺凌的發(fā)生率也達到了10.5%。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趙福江等人2022年對11萬余名中小學生和6000余名教師的調查顯示,中小學生欺凌的整體發(fā)生率為13.9%(從對被欺凌學生的調查得出),其中關系欺凌、言語欺凌的發(fā)生率分別為5.4%和9.0%,均已高于身體欺凌的4.7%。另一項只針對初中生的調查,其結果更明確,各種形式欺凌的比例為:言語欺凌49.6%,社交欺凌(即上述關系欺凌)37.7%,身體欺凌19.1%,網(wǎng)絡欺凌14.5%(具體某項欺凌行為可有兼項)……都印證了筆者的直觀感受。以羞辱、謾罵、嘲笑、威脅等語言為主的語言欺凌,以生生關系中的排擠、疏遠、壓制為主的關系欺凌,越來越常見,這些欺凌行為對一些孩子的心理傷害并不比身體欺凌小,筆者身邊就有因被同學帶頭排擠而不想再上學的孩子,對其心理的調整過程很漫長。
更大的問題是,相較于身體欺凌,言語、關系這些相對隱性的欺凌行為更難發(fā)現(xiàn)、更難取證、更難界定,也更難處理。
身體欺凌,多數(shù)情況下都比較好理解,家長和教師也會有一些相對明確的指導,告訴孩子如果發(fā)生了肢體沖突,在無法抵抗的情況下,身體有了傷害或疼痛就是受到了欺凌,一定要第一時間通知家長或老師。但即使這樣,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會選擇不告訴家長和老師,他們或者認為這是一件羞于啟齒的事,或者受到了欺凌者的威脅,或者有了更深的自卑感……一項權威的統(tǒng)計顯示,被欺凌后選擇沉默的孩子約為30%。而在言語、關系這些更隱性的欺凌中,沉默者會更多,因為這些欺凌的外在表現(xiàn)更為復雜、多樣,家長和教師也很難一一作出有效的指導,受害學生常常是感受到了強烈的心理傷害,卻無法想清背后的原因,不知道是有人在故意對自己施加傷害。曾經(jīng)看過這樣一則報道,有個孩子在參加冬令營時被大一些的孩子有針對性地排擠、嘲笑,由于自己的孤立地位,當時他只會向內(nèi)歸因,認為自己一定有什么錯,并打電話哭著要家長過來接他回家,家長再三追問,他也說不清為什么,只是說不喜歡這項活動,事后許久才在家長、教師的啟發(fā)下明白是受到了言語和關系欺凌。
這些相對隱性的欺凌行為對教師的班級管理有更大的挑戰(zhàn),首先是取證難,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,一個班的孩子每天都在一起,教師很難顧及每個孩子都有什么行為和言論,即使某些孩子說了帶有嘲笑、羞辱性的話語,也很難留下證據(jù)。
比取證更難的是界定,言語欺凌就存在這個問題。很多時候,學生間的欺凌與孩子間的“鬧著玩兒”并沒有明顯的界限,同樣的話語,某個學生說給一些“心大”的孩子就是“鬧著玩兒”,說給一些敏感的孩子就會造成心理傷害,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是欺凌;還有很多時候,開始可能就是孩子雙方“鬧著玩兒”,發(fā)展到最后卻有可能變成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倒性傷害,這也很難界定為欺凌,可傷害卻的的確確發(fā)生了。關系欺凌同樣也存在這種難界定的情況。
而如果連取證、界定都不能很明確,處理就更難了。很多一線教師都不太愿意處理學生之間的糾紛,認為很多時候根本講不清誰對誰錯,如果再有家長介入,那情況可能會更復雜。
筆者有一些個人的觀點可供參考,判定學生間的各種顯性、隱性的沖突是否構成了欺凌,還是要從保護孩子內(nèi)心免受傷害出發(fā)。首先,要看是否有孩子受到了比較嚴重的心理傷害,這是問題的核心;其次,要看傷害的施加者是否有惡意,是否在故意傷害對方,只有這兩條都明確,才能認定一個行為是欺凌行為。認定是欺凌行為,就要進行相應的教育和懲戒;而施加傷害者是無心的,那就要讓雙方平心靜氣地相互理解。
當然,現(xiàn)實中的具體情況會非常復雜,對受欺凌學生心理傷害的調查,對施加欺凌行為學生內(nèi)心故意的調查,都有極大的挑戰(zhàn)性。對受欺凌的學生,他們往往都是膽小、弱勢的一方,常常不會一上來就和盤托出自己內(nèi)心的真實感受,需要教師給予極大的安全感,在全方位保護的狀態(tài)下才能了解他們受到的傷害;而對于施加欺凌行為的學生,事后只有個別人會承認自己是故意的,多數(shù)都會以“鬧著玩兒”等借口回避內(nèi)心真實的想法,以免除自己的責任和對自己的懲戒,他們到底有沒有主觀上的惡意,還需要更長期的觀察、大量的取證,并對事實進行反復核實。
近年來,幾乎所有學校都在校內(nèi)的公共區(qū)域安裝了監(jiān)控,有些學校甚至與周邊的公安系統(tǒng)進行了聯(lián)網(wǎng),起到了一定的預防效果。筆者是非常支持這項工作的,它可以幫助教師開展校園欺凌的事后取證工作,也能對界定欺凌有一定的幫助,更能阻斷一些欺凌事件的發(fā)生。
這些天,筆者還看到這樣一則新聞:最近,各地陸續(xù)有學校在廁所等視頻無法覆蓋、容易發(fā)生欺凌的地點安裝了智能語音警報裝置,通過識別謾罵、毆打等聲音信息,向老師發(fā)出預警。比如長春的一所中學和福州的一所學校就啟用了智能語音警報設備,該設備可以識別求救、呻吟、謾罵和嚴重沖突等聲音,并在5秒內(nèi)發(fā)出警報,校內(nèi)老師的電腦或手機也會收到警報。這也是一個進步,智能識別技術在保護隱私的前提下,為制止欺凌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。
當然,這些都是校園欺凌的被動防御手段,但它們是有效的,因為不管身體欺凌還是語言、關系欺凌,或者是勒索、網(wǎng)絡、性別欺凌,所有學生間的欺凌活動都是見不得光的,都是背著成年人進行的,這也是廁所、角落等攝像頭拍不到的地方成為欺凌事件高發(fā)地的原因,添加這樣的設備無疑可以降低欺凌事件的發(fā)生,值得提倡。據(jù)長春的這所中學反饋,他們安裝了智能語音報警設備后的半年時間里,校園里還沒發(fā)生過學生欺凌現(xiàn)象。
但技術不能成為學校防范校園欺凌的全部,家長與教師還要始終注意觀察各種欺凌的苗頭,使欺凌行為能在早期被發(fā)現(xiàn);出現(xiàn)了欺凌行為或苗頭,要對欺凌的原因進行反思;要關注可能會有欺凌行為的“強勢”學生,時刻注意對他們?nèi)^的正確引導;對弱勢和特殊學生群體要多關注,對自卑內(nèi)向的孩子要多交流;對突然有消極變化的孩子要警惕,要發(fā)現(xiàn)背后的原因;對全體學生要進行反欺凌意識的宣傳……這些永遠都是教育者的責任。
(黃齊超 作者單位系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(qū)毛固堆鎮(zhèn)黃樓學校)
《人民教育》2024年第10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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